文/keso
10年前，站在新十年的門檻上，我在我的blog上抄錄了詩人食指的詩《相信未來》：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臺，
當灰燼的余煙嘆息著貧窮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料想，當時的心情應該有些灰暗吧。因為現實正在變得讓人沮喪，你只能相信，未來起碼會比現在好。對于我這樣一個吃草莓都會從小的差的開始吃的樂觀主義者，即使在沮喪的時候，也還是信仰互聯網，相信全球化，堅信短暫的逆流改變不了規律，一切都只會變得更好。
草莓你可以決定先吃好的或者后吃好的，可是現實并不是吃草莓。剛進入2010年代，我的樂觀就遭受重擊：Google走了。
回到2010年那個時間點，我并沒有意識到，那是一則寓言，它暗示著我們正在走向一個彼此不信任的、日益對立的、相互脫鉤的世界。直到美國政府拉黑了華為等中國技術公司，禁止美國公司與它們做生意，我們才發現，那個吸引我們、召喚我們，讓我們心馳神往的越來越平坦的世界，已然溝壑縱橫——真正的鴻溝。我們所信仰的互聯網，很可能將變得不再互聯。
2018年底，大家都在傳遞這樣一句話：“2019年可能會是過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卻是未來十年里最好的一年。”這其中的悲觀調調，就像有人先把好草莓都挑著吃了，所以我們只能接受一個越來糟糕的世界。
不過在整個2010年代灰暗的基調上，湊近看仍然可以發現成片的鮮明的亮色，甚至可以說，2010年代可能是中國IT/互聯網產業最好的、最值得紀念的十年。
張朝陽曾經抱怨，華爾街不懂中國。可是在過去十年，差不多沒有什么比中國概念還吃香。
2013年，騰訊市值首次突破千億美元，這對中國互聯網行業來說是史無前例的。2014年阿里巴巴赴美上市，創造了史上最大規模IPO。2017年4月和6月，騰訊和阿里巴巴先后進入全球十大上市公司行列，雖然這個結果在不少人意料之中，但沒人想到能這么快。還是2017年，華為超越愛立信，成為全球第一大電信設備商。
不像美國，互聯網的格局如此穩固，被稱為FAANG(Facebook、Apple、Amazon、Netflix、Google)的互聯網巨頭，大部分都是20年以上的公司，最年輕的Facebook也已經15歲了，最近十年基本上沒出現像樣的挑戰者。財富雜志把Snap、Lyft和DoorDash列為過去十年改變美國人生活的公司，多少透出一點無奈。
反觀中國，BAT三角格局穩固統治了不足十年即告解體，雖然AT兩強更加強大，但其光芒卻遮不住小巨頭的耀眼光彩，甚至，小巨頭們遠比它們的前輩更加無所畏懼，更加有膽識，更加國際化。
被稱為TMD的頭條、美團和滴滴，創辦于2010年的美團已經是中國第三大互聯網上市公司，創辦于2012年的滴滴出行曾經以560億美元的估值名列全球未上市公司估值前茅，同樣創辦于2012年的字節跳動2018年已經估值750億美元。
中國互聯網上市公司八強(來自自選股，數據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在市值300億美元以上的中國互聯網上市公司八強中，有三家是最近10年創辦的，最年輕的拼多多創辦僅4年。
這十年，移動互聯網快速地把大多數中國人變成熟練的網民，互聯網公司有機會全面地介入并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財富中文網選出了過去十年改變中國人生活的8家公司，排在前兩位的是美團點評和滴滴，微信排第三。美團和滴滴確實大幅度地改變了我們的吃住行，也深刻地改變了餐飲和出行行業，當得起過去十年最優秀的代表。但比較起來，微信帶來的改變要大得多。
我認為2010年代最值得書寫的，是微信被創造出來。這個產品顛覆式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而且它不僅是一個生活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它還是一個工作方式、學習方式、生意方式，是中國人的新的操作系統。同時，它還反向影響了美國的產品走向，Facebook在很多方面正在偷師微信，這在過去也是很難想象的。
2010年代，中國手機軍團第一次以品牌化的產品，而不是無品牌的山寨機，征服了世界，世界十大手機品牌中，中國獨占七席。2010年代，中國雙十一的成交額遠遠超過美國黑色星期五和網絡星期一的成交額，電子商務的當日達、次日達培養了中國用戶對電商效率的變態要求。2010年代，極端便利的掃碼支付，隨時隨地的外賣叫餐，讓中國用戶到了任何國家都感覺“不方便”……
2010年代，互聯網公司的市值超過房地產，超過中移動，超過三桶油，讓這個產業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如此重要，如此必不可少，跟每個人都有了越來越深的關系。
2010年代，馬云、柳傳志，IT產業最德高望重的教父們，選擇在這個年代的最后一年退休，從此成為不會犯錯的、高山仰止的、永遠的教父。
在以上這一切了不起的成就的外部，是中美兩國彼此敵意的加深，脫鉤正在成為一個大概率事件，有人稱之為新冷戰。不但華為、海康威視、科大訊飛們被美國拉入黑名單，一個中國公司開發的深受美國年輕人喜愛的娛樂應用(TikTok)，也僅僅因為它是中國公司的產品，就要接受捕風捉影的懷疑和反復的額外審查。
2019年，一位在中國技術公司工作的華裔美國人告訴我，因為為中國公司工作，他在返回美國時被FBI盤問了5個小時。不僅如此，他的美國家人也受到牽連。這讓他聯想到二戰時期日裔美國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也讓他感到恐懼，慎重考慮后不得不辭去中國公司的工作。
我曾經問一家中國互聯網公司，他們的美國投資和美國AI實驗室會不會受中美關系的影響，得到的回答是，他們可能不得不重新考慮在美業務。
彼得·蒂爾，對，就是那本被稱為創投圣經的《從0到1》一書的作者，那位公開支持特朗普的硅谷政治家，2019年在紐約時報上寫了篇文章，指控Google、微軟等美國公司在中國成立AI實驗室，招募中國研究人員，就是與美國的敵人分享軍事技術。
在新的十年，我們或許不得不接受在莫名的敵意中漸行漸遠的現實。就像華為一面堅信全球化，堅持與美國公司合作，一面全面地打造“備胎”。我們不得不在這樣的背景下，跟2010年代說再見，同時去迎接一個更加艱苦的2020年代。
這可能會成為新十年的新常態，我們得去適應它，就像我們適應了全球化一樣好。
